1945年8月民间资本，当庆祝抗战胜利的礼炮声回荡在重庆起伏的山峦之间时，这座饱经战火的城市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曙光。然而，这场胜利背后是令人痛心的代价：3500万军民伤亡的惨痛数字，全国80%以上的工业设施在战火中化为废墟，以及整整14年艰苦卓绝的战争拉锯。
在探讨抗战艰难的原因时，许多人习惯性地将其归咎于日本军力过于强大。这种说法虽然容易让人接受，却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历史真相。不可否认，日本确实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，但绝非不可战胜的对手。真正让这场战争如此悲壮的根本原因，在于当时中国自身的极度虚弱——虚弱到连面对这样一个局部战术优势的敌人都打得如此艰难，几乎每年都在节节退守。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。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迅速南下，先后攻占宛平、南苑、良乡等战略要地，华北门户在短时间内相继失守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在战争尚未进入白热化阶段时，中国军队的致命弱点就已暴露无遗。
展开剩余80%最致命的短板在于战术共识的缺失。根据1940年国民政府军事会议的档案记载，与会的高级将领中仅有两人携带了正规的战术教材，其余将领全凭记忆拍脑袋决策。更令人担忧的是民间资本，各部队使用不同的指令系统，各师团之间缺乏统一指挥，战场协同如同临时拼凑的拼图游戏。战场上并非缺少士兵，而是缺乏能够将兵力精准投放到关键位置的指挥体系。
组织系统的混乱程度同样触目惊心。中央军、地方军、杂牌军之间互相掣肘，军令传达经常延误48小时以上。前线指挥官请求增援时，后方部队常因非嫡系身份而拒不执行命令，错失战机几乎成为家常便饭。
装备上的差距并非绝对劣势，而是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。日军装备的96式火炮射程达8000米，并配备无线遥控系统；而中国军队仍停留在人拉骡驮的运输方式，依靠旗语传递命令。面对日军机械化协同推进的现代化作战模式，中国军队却只能单打独斗、人肉传声。
日军之所以能够快速推进，并非完全依靠压倒性的火力优势，而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的混乱。他们甚至不需要全力歼灭对手，只需点到为止的战术打击，就足以让中国军队的防线自行瓦解。可以说，战斗尚未打响，阵型已经松动；敌军还在有序布阵，我军却已陷入混乱。
1938年6月爆发的武汉会战，战线绵延1000公里，五大战场、百万大军参战，堪称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战役。原计划是固守武汉打持久战，结果四个月后日军攻入城区，中国军队被迫实施战略转移。表面上看是硬仗失利，实则是军令系统的全面混乱。第九战区的调兵计划未能同步实施，第十九军本应驻守赣北防线，却因未及时收到命令而提前撤离，导致九江防线门户洞开。在桂南战场，第31军本应协同合围，却因执行过时命令提前行动，反被日军从侧翼包抄。
落后的通讯系统更是雪上加霜：作战地图靠手工绘制，军令传递依赖信使，电台频段冲突导致部队失联长达72小时。1940年的战区总结报告中记载：第1军因电台干扰与司令部失联三天，期间日军第13师团已逼近汉阳，该军却仍在原地待命。最令人扼腕的是，中国第5战区误将第75师调往错误位置，本该负责侧翼防守的部队被调至30公里外的空旷地带，直接导致蔡甸防线被日军轻易突破。
当时日军其实已接近作战极限，补给短缺、士兵疲惫，本可被击退。但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瘫痪，部队调动混乱，导致能打的部队不在该在的位置。敌人进攻迅猛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友军行动迟缓、命令混乱、节奏失控，最终整个指挥体系先行崩溃。
1944年4月爆发的豫湘桂会战持续8个月，战线横跨河南、湖南、广西三省。中国投入50余万兵力，却节节败退。日军此战的战略目标是打通南北铁路线，切断中国西南交通命脉。但整个战役过程更像是中国守军的放弃式撤退——长沙四天失守，南宁11天告急。日军虽攻势凶猛，但许多防区中国军队甚至未及布防就已后撤。在广西柳州，第70军与第35军因指挥调令冲突未能协同作战，导致日军三个师团长驱直入，几乎未遇有效抵抗。
补给系统的崩溃是致命伤。1944年5月，第10军在防线作战时已断粮十日，全靠就地取食维持。而日军依托铁路推进，每个节点都设有预设补给站，兵员轮换精确到天。更严重的是各战区之间的矛盾激化，部队之间拒绝相互支援。在湖南衡阳，第42军主力未能如期集结，导致第27军独守孤城，最终全军溃退。
美军观察组的战后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：敌军推进迅速，但中国守军反应更快——是向后的。防线不是被攻破，而是自行瓦解。这场战役中，日军的优势在于推进节奏，而中国军队的致命弱点在于——整个作战系统根本无法跟上这个节奏。
参考文献：
《二战中日军较难应对之原因透视》，黑龙江社会科学，2025年
《抗战14年，中国的损失有多大》，澎湃新闻，2021年9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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